曾经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虽不曾亲自在战场上出生入死，却隐蔽身份潜入敌人的“心脏”，用非凡的勇气和智慧，为党的事业、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解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。
抗战时期，随着国民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，同时也加强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，我党进一步开展地下经济工作迫在眉睫。
肖林，四川江津（今重庆江津）人，1939年秘密加入中国。他在重庆民生公司工作多年，深受老板卢作孚器重。1941年3月，奉川东特委书记廖志高的指示，肖林来到八路军重庆办事处。时任处长钱之光紧握着他的手说：“小肖，周恩来要找我们谈话。”一会儿，周恩来满面笑容地走了进来，简短地与肖林寒暄了两句便说：“我今天找你俩来就是要商量一件事。之光可能知道，党的活动，无论是公开的还是秘密的，都需要大量的活动经费。这些经费从哪里来？不能依靠拨款和支援，还得要我们自己去开辟‘财路’。这就是我找你们商量的事情。”
三人详细讨论了开展此项工作的方案及实施步骤。周恩来接着说：“我们在重庆当然不能像在延安那样去开荒种地、纺纱织布，而要根据国统区的条件，因地制宜地开展我们自己的经济活动……这种经济活动有公开的一面，同一般工商业者一样，合理合法，正当经营。但又有秘密的一面，资金的来源和用途，是不能公开的。”此时，肖林有些疑虑地看着周恩来，周恩来立刻看出他的心思：“不要怕别人说你唯利是图，你赚的钱不是为了个人私利，而是为了党的事业。”
“党要多少钱，何时要？”肖林问道。“党何时要就何时给，要多少就给多少。”对周恩来的要求，钱之光和肖林郑重地点点头。
最后，周恩来拍板定音：“该项工作党内由钱之光负责指挥，小肖专职经营。启动资金由之光确定，小肖脱离地方党组织关系。”
1941年4月，一家名为“恒源字号”的商行在江津县城（今江津区）内鸣炮开业，肖林任经理。商行同时在重庆市设分号，在宜昌设办事处。商行的主体业务是从湖北购回土纱，在四川各地销售；从江津购食糖，在重庆销售。
“恒源字号”的经营方针是人员少、费用省、成本低、价格廉。店里早开门、晚关门，渐渐有了回头客，再加上诚信好，许多客户都愿意同“恒源字号”打交道。
“‘唯利是图’，见钱就赚。”经过大半年苦心经营，“恒源字号”的业务很快步入正轨，开始有盈余。一天，肖林接到重庆分号经理李世明打来的电话，得知其意外获得“重庆市社会局几天后要对食糖加税和提价”的可靠消息，肖林立刻意识到这是个非常好的机会，便马上找到几个经纪人大量收购食糖。肖林连续两天购进江津县内的食糖几十吨，又派店员到内江采购了几十吨。
很快，社会局的通知来了，食糖的税率、价格果然都提高了。“恒源字号”所购食糖大部分运往重庆销售，一部分则交由本地零售商销售。此后，江津商界对“恒源字号”刮目相看。
1944年，国民政府加币发行总量，通货膨胀加剧，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经费相当紧张。钱之光指示“恒源字号”要逐步扩大经营范围，为党筹措更多经费。肖林立刻想到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张澎霖。张澎霖原是重庆民生公司上海分公司经理，肖林于他有知遇之恩。肖林向张澎霖提出合作事宜，增加五金、木材、西药等业务，张澎霖爽快答应，还提出由肖林接任自己的职务，自己只收取股份红利。肖林于是接任重庆大生公司总经理。初期，药品生意不是很好，肖林便潜心琢磨该怎么样打开药品销路。他让店员去找几个“棒棒”（挑夫），每天付工钱，规划好时间、路线，不断地将药箱挑来又挑走，以显示公司生意繁忙。如此“造势”一个星期后，公司药品生意一下子就火了起来。
抗战胜利后，国民政府准备从战时首都重庆迁回南京。钱之光来到肖林家中，指示他去上海摸一下市场情况，选好阵地继续经营。
1946年5月，肖林在上海考察市场后，又赶往南京去见周恩来、钱之光。周恩来微笑着表扬了他在重庆的工作，然后指示说：“小肖，现在中国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国共形势很紧张，我和之光研究，你还是继续从事该项工作，为我党筹措更多经费。但是南京不能做生意，要到上海去发展。”钱之光接着布置：“这项工作原则不变，一定要赚钱，随要随时支付……还有，党现在还不能增加投资，只能把重庆的大部分资金转到上海后，慢慢地发展。至于重庆嘛，重庆设分号，由王敏卿（肖林夫人，地下党员）负责。”肖林坚定地回答：“请组织放心，坚决达成目标！”
5月18日，肖林将上海市浙江中路137弄1号选为新公司办公地点，将新公司命名为“华益公司”，寓意是为中华民族利益而开办的公司。
1946年8月，华益公司正式营业。肖林先在上海采购各种商品，如毛巾、香皂、牙膏、羊毛衫、被单、等，由重庆民生公司的轮船运往重庆市，自己的分号销售一些，还批发给附近的百货庄。由于重庆市场多年难见上海货，因此，谁家有货，谁家就赚钱。华益盈利颇为可观。
钱之光说：“这个头开得好。在此基础上还要继续扩大分支机构，抓紧配置相关资源。”钱之光还叮嘱肖林：“上海设有代表团驻沪办事处，你在上海可以去找刘恕，他是办事处的对外会计。”
肖林与刘恕取得联系，刘恕告诉他：“山东解放区目前缴获到手的有黄金、美元、法币。但在那里这些都不能流通，在胶东组织经济工作的薛暮桥讲：‘此地为弃物，彼地为宝物。’党组织计划将山东解放区部分物资和金银、法币、美元统统运到上海，经处理后再购置必要物资运回山东。”
于是，肖林在上海接到从解放区运来的黄金、美元、法币后，灵活处理，再由华益公司把部分钱买成药品、布匹、百货运往山东老区。
1946年12月，肖林又与第八军军长李弥开办的“中兴公司”拉上了关系。因为“中兴公司”的商行经理王肇昌是肖林夫人王敏卿的哥哥。王肇昌提出和华益公司“联手合作，牟取利润”，肖林夫妇欣然同意。
于是，中兴公司利用关系以官价从上海中纺公司购得棉纱，由华益按市价销售。当时棉纱价格一路上扬，有30%—45%的利润，华益公司着实赚了不少。
1947年8月，肖林受党的指派来到香港。在这里，他见到了刘恕。刘恕将“联和行”经理杨廉安介绍给他，并商量合作事宜。杨廉安提议：“沪港两地存在多种货币，汇率往往大起大落。如果信息灵、分析准，赚的钱肯定可观。”肖林说：“我赞同这样的看法。从上海货币市场看，行情主要受政治形势左右，沪港两家办个‘地下银行’互通信息、套取外汇，‘进出’都方便！”
为做好沪港两地的“副业生产”，肖林每个月去港一次，会同刘恕、杨廉安分析总结套汇情况和国际币种的差异率，取得了较好业绩。
1948年5月，香港“联和行”更名为华润公司。华润、华益继续经营外汇业务，加紧筹措更多资金。
1949年1月，北平和平解放。华益公司的流动资金全部调往香港华润公司，同时撤销驻外地机构，包括肖林在内的全部人员回到上海，组织为他们妥善安排了工作。
回想在上海期间，生活困难党员的补助金、对民主人士的接济款、烈士家属的抚恤金，意外事故党员的医疗费、差旅费等，华益对这些钱的支出金额没有经过统计，也没有明细账目。周恩来曾指示：“资产金额来源和资金用途不能公开。”在残酷的国统区，万一账目外泄，将给党和革命事业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。因此，这些支出全凭一个地下工作者对党的无限忠贞。
1982年，肖林作为十二大代表，在北京再次见到钱之光和刘恕。钱之光高度评价肖林：“从恒源、大生，再到华益，肖林不仅有一双挣钱的手，并且还有一只聚钱的斗！”刘恕也对肖林的工作作了充分的肯定：“华益除了为党提供经费外，清账时上交中央办公厅黄金12万两，财产折价1000多万美元，效益是好的，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！”
